中国罕见病诊疗还需哪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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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9

  9月15日,第七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重要环节之一的“生而罕见无憾”罕见病研究新进展及医疗保障新思考专场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在专场讨论会上,来自政府、医疗单位、患者组织、专家委员会、企业的代表共同探讨了改革新政下中国罕见病与孤儿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罕见病用药获批加快  当前,全球已知罕见病约有7000种,按照五十万分之一的发病率测算,预估我国罕见病患者总数不低于2500万。

公开数据显示,全球仅有5%的罕见病有对应的治疗药物。

  当前这些全球上市的罕见病药物仅覆盖44个病种,多数罕见病还处于无药可治的状态。

罕见病作为一个整体其实并不罕见,但对于单个罕见病病种,无论在新药研发还是临床治疗方面都面临着较大挑战,很多罕见病认识水平低、误诊率高、药物可及性也很差。   近年,尤其是进入2018年以来,国家对罕见病患者和诊疗的关注越来越多,在相关药品审批和准入方面也在加快动作,这对罕见病患者来说都是很好的信号。   2016年出台了《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的意见》,对罕见病的治疗药物加快审评,之后又陆续出台《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以及待颁布的临床急需药品有条件批准上市的技术指南等重磅文件,这些均对加快罕见病药物审评审批带来了利好。 2018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专题研究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进口问题时,提出对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和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的部分药品简化上市要求。   截至目前,在CDE发布的32批优先审评品种名单中,共543个品种中涉及罕见病用药的有51种;此外,8月CDE发布的《关于征求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药品名单意见的通知》中,公布的48个品种中涉及罕见病用药的达25种。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5部门联合制定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目录包含121种罕见病,多位专家和患者表示,这对中国罕见病领域治疗来说具里程碑意义。   从大趋势来看,罕见病的国内研发环境和政策支持与此前相比可以说得到较大突破。

  罕见病药研发和可及性挑战仍艰巨  虽然国内在推动罕见病药物的审评审批方面做出了努力,但罕见药的研发和患者能否可及仍然是罕见病治疗亟待解决的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丁洁在会上表示,80%的罕见病与遗传有关,50%的罕见病是在儿童期发病,死亡率非常高,终身难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另外一方面,从医学角度说,罕见病涉及的临床亚专科非常广,和其他疾病不同。 “现在对罕见病发病机制研究不足,对治疗靶点的研究也不够。 ”  罗氏全球药品开发上海中心神经学领域临床科学家张巍峰介绍,由于罕见病的发病数量比较少,所以罕见病的疾病机制、样本数量或是临床研究的耗时、实验的终点设置本身都是相对困难的过程。 2017年罗氏研发投入达106亿美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在罕见病领域,目前进入临床研发阶段以及上市阶段的罕见病药物共有9个,适应症12个,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超过52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

  随着诊疗技术的发展,罕见病的研发也在通过个体化医疗等新技术、新方法进行优化。

专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罕见病是可致病基因的极端表现,通过对极端病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对疾病机理的认识,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手段,个体化医疗使得每种疾病更精准细分。   罗氏制药医学部副总裁李玮介绍:“依靠在个体化医疗领域积累的优势,罗氏已在罕见病领域已开发出针对假肥大性(DMD)、(SMA)、亨廷顿舞蹈症、症(MS)、抗NMDA受体脑炎等治疗药物,其中有的药物正在早期研发阶段,有的药物研究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还有的药物已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并已经开始获批上市。

”  对于罕见病患者来说,除了是否有治疗药物成果落地的难题外,更重要的是能否具备支付和承担能力。

实际上,多地已在探索如何通过医保等途径解决罕见病用药的支付难题。 例如宁夏四部门联合发文将纳入医保;青岛对13种罕见病特效药纳入救助站药物清单;浙江省将戈谢病、(渐冻症)、纳入罕见病医疗保障范围,成为对罕见病药的一个重大前进等。 虽然各地在做出不同的尝试,但在国家层面还未出台一个统筹式解决办法。